前几天,突然接到四表哥的一个电话。他和大表嫂两个人轮番给我讲了几分钟,是说乡里的工作队去村里罚款的事情。大表哥的儿子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抱养了一个男娃,四表哥的女儿也是在没有安排生育计划的情况下生了一个孩子。
按道理说,大表哥的儿子自己生了一个女儿,再抱养一个孩子,属于合法的二胎,只是没有得到乡里的允许;四表哥的女儿是入赘的上门女婿,虽然没有领生育证,但却是头胎,也不应该重罚。可是,乡里认定两家都属于超生,工作队说都要缴3万元罚款,一周内如果不能缴上罚款,就会把人抓到乡里关起来,要扒掉房子,一切后果自负。
表哥之所以给我打电话,是不久前我回家祭奠母亲的时候商定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舅舅家的几个表哥了,当时,见到我这个在省里做记者多年的表弟,他们说,他们都有没有户口的孩子,人口普查怎么办?来统计人口的时候是报还是不报?如果报了,乡里来罚款可就惨了,他们没有钱,而没有钱肯定要扒房子。
当时,我告诉他们,国家明令人口普查数据不作为行政处罚依据,国家说了会算数,不要害怕,如果乡里来罚款,就给我打电话。我看到他们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,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样信心满怀。表哥说,对,咱表弟在省里做记者,知道国家政策,咱不怕。
现在,他们最害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。因为从人口普查数据中了解到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凿证据,工作队真的去了他们的村子,真的要秋后算账,真的要扒他们的房子了。
四表哥打电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他说,乡里来了两卡车的人,各个手里拿着工具,扬言要抓人。大表嫂甚至快哭出来了,她说,表弟你快给乡里当官的打电话吧,不然我们就没有命了。
我能够想象表哥表嫂给我打电话的表情,我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,我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力量。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们,国家说话不会不算数,他们也正是听信了我这个表弟的话,才斗胆在人口普查时说实话的。不然的话,人口普查时他们不报,依然像过去一样隐瞒下去,乡里也就不会知道,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。事实上,村里其它的人也都是这样的,人家隐瞒的人口都没有报,因为人家没有一个自认为了解国家政策的亲戚。
我的母亲只有兄妹两人,我只有一个舅舅,他有四个儿子。文革时期,因为实在养不起四个儿子,15岁的三表哥饿死了。前年的时候,已经57岁的二表哥在我们家附近的高速公路工地打工,不小心被施工车辆撞死了,现在我只剩下了两个表哥。
三表哥死的时候我还不记事,但是,其他三位表哥却与我有很深的感情。我们村与舅舅家是前后村,相距不到两华里。因为他们几个年龄都大我很多,我自然成为表哥们宠爱的孩子。到了星期天的时候,他们就会来我家,带我去田野里逮野兔,带我去捉野鸽子,带我去坑塘里捕鱼。我记忆最深的是秋天,他们挖了地瓜或者玉米,在田野里的沟渠边垒起小土窑用植物秸秆烘烤。用不了多久,香甜的烤地瓜和玉米就烤成了。至今我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那美妙的情景,把那情景讲给在城市里长大的儿子听,那是我永存心底的美味。
表哥们特别宠我,我印象中,在来往的乡间土路上,有很多次,他们三人轮流背着我,有时候用肩膀抗着,又给我讲着开心的事。他们有很多时候就背着我在旷野里的庄稼地里疯跑,领着我玩捉迷藏的游戏。
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子,后面的院子基本不住人,我就自作主张把后面院子的土地翻起来种植各种蔬菜花草,盖上兔舍养兔子。可是院子有几分地,我一个小孩子也不会种,这自然成了表哥们的事情。他们总是会隔一两天就轮流来我家,翻地、浇水、管理,还会带来兔子吃的野草。尤其是后来,我全力投入学习当中,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管理后院的菜园子和兔子了,菜园子和兔子的事就全部由表哥们做了。
菜园子收获了很多蔬菜,母亲就让表哥们带回家去一些。兔子也从一开始的几只,逐渐繁殖到几十只,满院子乱跑。
舅舅家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,他们只要来肯定会带来我喜欢吃的,石榴树上的石榴他们都给我留着,我最喜欢吃的那棵枣树上的枣子他们一颗也不会自己吃。
舅舅家的生活始终都很困难,几个表哥一直都没有读书。后来,我考上大学来到了城市,但是,表哥们的生活我还是都很了解。三个表哥都成了家,都生了孩子,他们过着一个普通农民最普通的日子。
母亲健在的时候,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开车带母亲去舅舅家给外祖父祖母上坟,那时就能够见到几个表哥和他们的孩子。他们的孩子延续着舅舅家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,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,都依然是最普通的农民,忙时种植庄稼,闲时外出打工。
他们知道我是做记者工作的,见了我,他们总是有无数不解的问题要问。他们常常问,为什么广播电视上说的好好的,到了他们村子里就变卦了呢?很多次,他们的问题我也很无奈,我也无法回答他们的疑问。
但是,更多的时候,表哥们这样看待我的工作:表弟是记者,人家都说当官的最害怕记者,怕记者揭发他们。四表哥就曾经这样对村子里的干部说过,我表弟是记者,你们胆敢欺负我们,我就叫表弟来。表哥们说,有一次,这话还真起了作用,干部们有一次来收提留款,表哥说了我的名字,干部还真的乖乖地走了。
这一次,表哥们说,他们也向乡里的工作队说了我的身份和名字,而且他们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,不知道是否还起作用。
听着表哥和表嫂的描述,对于他们即将面临的困境,我的心里也没有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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